甜醅子是蘭州的傳統(tǒng)小吃，又名酒醅子，其原料有三：一為莜麥，二是青稞，三是小麥。做法相同。制作時精選顆粒飽滿的莜麥、青稞或小麥。再三揉搓，去其浮皮；青稞、小麥則要舂凈精皮。然后放入鍋內(nèi)煮八成熟，撈出晾涼，以量多少按比例加曲子拌勻，裝入瓷盆里，置炕頭或灶上，捂嚴發(fā)酵，等兩三日聞有酒精香味時，便可食用。甜醅子又香又甜，還有醇香的酒味，是西此獨特的風味小吃。
動物學的淵源和發(fā)展
動物學歷史悠久，與人類生產(chǎn)活動關系密切。在以漁獵為主要生產(chǎn)方式的原始社會，人類就逐步認識了一些與人類關系密切的動物生活習性及其身體結構，并嘗試飼養(yǎng)馴化有益的動物，防治有害的動物，積累了一些動物知識。在4700年以前殷商的甲骨文中，可以辨認出許多獸、鳥、魚、蟲等字，后來的象形文字也把“蟲”、“魚”、“犭”作偏旁，可知已有一定分類觀念。3000多年前的著作《夏小正》中即記載了“五月浮游出現(xiàn)，十二月螞蟻進窩”等生態(tài)現(xiàn)象。春秋時代的《詩經(jīng)》中述及動物達100余種。2500年前的《尚書·禹貢篇》中記載了當時 9個大區(qū)域的經(jīng)濟動物種類，是中國動物地理學的萌芽。距今2000多年前的《周禮》中把動物分為毛、羽、介、鱗、蠃5類，大致相當于現(xiàn)代動物分類中的獸類、鳥類、甲殼類、魚類和軟體動物。漢代《爾雅》中有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 5類，每篇都寫了近百種動物。隋唐時期的《扁鵲難經(jīng)》提到人體血液循環(huán)現(xiàn)象比英國學者W.哈維約早1000年。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總結了許多漁、桑、農(nóng)、牧的經(jīng)驗。唐代陳藏器的《本草拾遺》中以側線鱗數(shù)作為魚類分類的重要性狀，至今沿用。公元265～420年的晉代，中國已率先編纂了動物圖譜，稽含的《南方草木狀》(304)，繪制了人們利用螞蟻撲滅柑橘害蟲的情景，是世界生物防治的最早范例。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描述了 400多種動物，許多還附有外形圖，堪稱動物學史上的偉大典籍。
在西方，動物學的研究開始于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他總結了勞動人民在生產(chǎn)斗爭中得來的動物學知識，并對各種動物作細致深入的觀察，記述了450種動物，首次建立起動物分類系統(tǒng)，將它們分為有血動物和無血動物二大類，且對比較解剖學、胚胎學也有巨大貢獻，被譽為動物學之父。
亞氏之后，歐洲進入封建社會。宗教的統(tǒng)治反映到一切學術領域之中。維護神權和反動的唯心主義阻礙了動物學及其他科學的自由探討和發(fā)展，這種現(xiàn)象一直拖延至資本主義因素萌芽的文藝復興時期。
16世紀以后，許多動物學方面的著作紛紛問世。動物分類學及解剖學發(fā)展尤為迅速。17世紀顯微鏡的問世，更推動了微觀領域中組織學、胚胎學及原生動物學的繁榮。18世紀瑞典生物學家C.von林奈創(chuàng)立了動物分類系統(tǒng)及雙名法，將動、植物分為綱、目、屬、種和變種5個階元，奠定了現(xiàn)代分類學的基礎。他提出生物皆有種的概念。但他和當時的許多自然科學家一樣，持有物種不變的觀點，并認為一切物種都是神創(chuàng)造的。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法國生物學家J-Bde拉馬克提出了物種進化的思想，認為動物在生活環(huán)境的影響下，可以變化、發(fā)展和完善。與林奈物種不變的觀點相反，這個時期進化論思想傳播開來。同時期的法國自然科學家居維葉（G.Cuvier，1769—1832）也在比較解剖學及古生物學方面作出了貢獻。它認為有機體各個部分是相互關聯(lián)的，確立了器官相關定律。運用這個規(guī)律，能夠根據(jù)所發(fā)現(xiàn)的有機體的某一塊骨頭或碎片，恢復它整個的骨骼、外貌，甚至還能概括出化石動物生活方式的某些詳細情節(jié)。因此他在比較解剖學及古生動學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他是物種不變觀點的擁護者，以“激變論”對抗拉馬克的進化論。
19世紀中葉，兩位德國學者施萊登（M.Schleiden，1804—1881）及施旺（T.Schwann，1810—1882）提出了細胞學說，闡明了動植物體的基本結構單位是細胞。
1859年，英國科學家達爾文（ C. Darwin， 1809—1882）在他的偉大著作《物種起源》（1859）一書中，確立了生物進化的學說，用“生存競爭”、“自然選擇”的原始和生動具體的實例，剖析自然界動物的多樣性、同一性、變異性等，推動了動物學的前進。他總結了他自己的觀察，并綜合動植物飼養(yǎng)、栽培方面的豐富材料，認為生物沒有固定不變的種。種與種之間，至少在當初是沒有明確界限的，物種不僅有變化，而且不斷地向前發(fā)展，由簡單到復雜，從低等到高等。同時他以“自然選擇”學說解釋了動物界的多樣性、同一性、變異性等?！段锓N起源》的出版，對生物學中的先進思想和工作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高度評價達爾文的著作，馬克思認為達爾文的著作給了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一個致命的打擊。恩格斯把《物種起源》和上面所說的細胞學說，分別列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fā)現(xiàn)之一。
達爾文雖然從飼養(yǎng)學家那里了解到動植物可以遺傳這一事實，但是他卻完全不知道遺傳的機制。奧國學者孟德爾（G.Mendel，1822—1884）用豌豆進行雜交試驗，發(fā)現(xiàn)后代各相對性狀的出現(xiàn)，遵循著一定的比例，稱為孟德爾定律。這一發(fā)現(xiàn)和后來發(fā)現(xiàn)的細胞分裂時染色體的行為相吻合，成為摩爾根（T.H.Morgan，1866—1945）派基因遺傳學的理論基礎之一。
1953年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Crick）提出了DNA雙螺旋結構模型后，于是DNA復制、轉(zhuǎn)錄、遺傳信息的傳遞等問題得到了更精確的回答，這方面研究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分子生物學這門新興學科，極大地促進了動物科學在分子水平上的研究和發(fā)展。動物學與數(shù)、理、化等相關學科以及動物學科內(nèi)各分支學科間的相互滲透交叉和綜合，使得動物科學的發(fā)展速度加快，許多分支學科處于領先地位，并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20世紀以來，由于學科的相互滲透和研究手段的不斷改進，促成了動物學的飛躍。當今的動物學，已由過去的觀察描述階段，上升到了研究生命活動規(guī)律的高峰。而進化學說的新成就又進一步證明，突變產(chǎn)生的新遺傳基礎在進化中有重要的意義，自然選擇和生殖隔離使同一物種的不同種群向不同方向發(fā)展。